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正人惟正心,,慎独能检验

 
 
 

日志

 
 

【转载】张申府复杂难言的一生  

2017-03-31 15:32: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本文转载自何新博客管理员《张申府复杂难言的一生》

张申府复杂难言的一生

张申府复杂难言的一生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简介】

 张申府(1893年-1986年),名崧年,张岱年之兄,河北人.介绍张国焘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时的“顶头上司”,毛泽东直到中年仍然呼为老师。

张申府曾经辅助李大钊参与筹建中共,后退党。张申府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介绍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子。

解放后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逝世,享年93岁。


【生平】

 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有一个关键性人物值得注意: 张申府(1893年-1986年),名崧年,张岱年之兄。
  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出生在河北河间府献县小垛庄。
  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 

    张申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到北京求学。少年时非常勤奋。在小学住校时,同宿舍的七八人中,有几个纨绔子弟,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而他根本不予理会,一心苦读,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北平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革命风暴席卷神州,他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情绪高昂,决心投身于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当时,以孙炳文为总编辑的天津《民国报》公开进行革命宣传。以“赤子”为笔名,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该报上发表,总题目为《零金碎玉》。
  辛亥革命后,学校停课,同窗好友,星散各方。回家乡暂住一段后,1912年暑期,他再次来到北京,考入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预科”相当于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张申府在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很吃力, 便报考了本科,入文科哲学门(系)学习,不久转入数学门(系)。
  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逻辑和数学。三年后提为讲师。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因此张亦与之熟识,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由于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

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老先生(杨开慧父亲)介绍来担任登录室工友,在张申府领导下工作。

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1949年后,张申府一度没有工作。章士钊对毛泽东说:“申府也算共产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毛泽东回答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

原来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张申府就是图书馆的代主任。有一次,张申府让毛泽东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以致毛泽东在1949年后常常还对人说:“张申府老板面色很难看”。


  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后来,魏金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又到上海联系陈独秀。陈独秀曾担任过北大文学院院长,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因此与张申府也有较多接触。

他们三人于1918年冬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还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两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
  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 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1920年10月,这三人又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这个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1920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 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同时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天津学生运动和觉悟社的领袖,后来张申府的妻子)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先于张申府到达巴黎的周恩来原是准备在伦敦留学的。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那里的生活费用太贵,于是转回巴黎。中间,遇到了越南人阮爱国〔即胡志明〕,其时还是法国共产党员的胡志明向周恩来讲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后来周恩来听说他的好友刘清扬和张申府在法国,就急着去找他们,因此张申府成了周恩来革命的引路人,并成为周早期在政坛迅速崛起的重要关键人物。 
  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中国学院院长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而毅然辞去教授之职,眼看巴黎的生活日益艰难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车转往德国柏林。当时朱德和孙炳文(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朱德由周恩来介绍认识了张申府,张申府又成为这两人的入党介绍人。
  在德国期间,张申府曾和大数学家希伯特探讨问题,并且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界的重要作用。


张申府这段晚年回忆大致可靠:

  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第三国际魏金斯基(即吴廷康)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1923年底,他从欧洲回国,与李大钊久别重逢,十分高兴,他表示希望回到北大继续教书,李大钊写信向胡适推荐,但未获准。

张申府猜测,也许是胡适认为他们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那时,张申府的思想与胡适确实太不一致了,他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信仰罗素哲学,他在法国巴黎的油印刊物《少年》上写文章,经常用“R”这个笔名,因为英文中“俄国”(Russia)和“红”(Red),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第一个字母都是“R”,他解释就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
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16位知识分子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呼吁“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挺身而出,“和恶势力奋斗”。

远在欧洲的张申府在当年9月出版的《少年》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予以批评:“他们主张与活动方向总而言之,不外乘机改良,无根本不可变的主张,而随机会迁化;不察病原,早晨头疼,早晨医头,晚上脚痒,晚上又来治脚。……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倘其主张能成功,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固然应能得安了。可是至于一般小民,至于农工,生活如何,则犹难必。不但不能必其利,至少一部分要适得其反。”

此文得罪了胡适,所以导致被拒。


1924年初张申府南下进入黄埔军校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录取揭榜时,后来的“黄埔三杰”之首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奇怪的是《陈赓大将》这部所谓忠实反映历史的电视剧里黄埔三杰的另二杰蒋先云和贺衷寒都不见了),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另一位中共创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十五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屈服,张后来有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退党之后,政治界少了一位明星,文化界却多了一名健将。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 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 并称“四大金刚”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张申府还第一个发掘了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当年,钱钟书不过是20出头在校学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其先见之明。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张申府当时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中共的创党元老谭平山)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游行总指挥,政府嫉恨,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被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了两个月,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这就是民盟的前身,后来知名的三党三派之一,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邓、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其实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章感到过意不去,曾登门向张申府表示安慰。他因为平白无辜挨了蒋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结果是他的参政员当不成了。


  在重庆开始热衷于搞宪政座谈会,就是各个在野小党派的经常性聚会,包括张君劢他们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他们的青年党、章伯钧的第三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沈钧儒和张申府算是代表救国会派,民主同盟就是从这样的聚会发展过来的,张申府是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并担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因为不受国民党的欢迎,抗战期间,张申府的国民参政员、政治部设计委员名义先后被取消,每月200元的薪水没了,生活陷入困境。共产党在重庆办事处先是每月补助他50元,他买外文书时,还另外给过补助。

1942年,周恩来安排《新华日报》办了一个副刊《科学专页》,每月送他150元编辑费。两周一期,从2月到9月,一共办了16期,因报纸改版而停办。

从1941年到1942年,张申府生活艰难,晚年还说到“穷居在重庆西郊猫儿石鹅项颈山”的日子。三百则《家常话》就是那时写的,他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
这位“红色罗素”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等杂志发表的文章,大致已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只不过他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强调平等先于自由。

  1946年1月他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1948年10月,国民党败局已定,书生气十足的他还在《观察》头条发表《呼吁和平》,“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呼吁和平——“真和平”、“长期的和平”、“为国为民的和平”,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他后半生的命运也由此已注定,连他的妻子、妇女运动领袖刘清扬都毅然决然的和他划清界线。当时他在华北学院教逻辑和西洋哲学史,这是李宗仁办的一所学校,当然也会给他带来说不清的麻烦。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为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从建国以后到1986年去世的半个世纪内中,张申府便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写作不准发表,他只能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甚至平反后1992年出版过近四十万字的《民盟史话》,其中对张申府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1949年后,张申府的工作也成了问题,最后还是周恩来决定让他去北京图书馆作了研究员,1957年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右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

张申府坚韧地活到了八十年代,渐渐地看到历史被有心人士还原,而他的观点可以发表出来。

1986年张申府先生辞世,享年93岁。是中共创党领导人中仅次于罗章龙和刘仁静(另一个传奇人物,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去世,他活了99岁。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的活得最久的人。


【资料】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嵩年,字申甫,1893年6月15日,出生于河北献县。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

1893年6月15日张申府出生在河北河间府献县小垛庄。


【祖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父亲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到北京求学。



父亲少年时非常勤励,在小学住校时,同宿舍的七八人中,有几个纨绔子弟,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而他根本不予理会,一心苦读,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北平 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父亲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情绪高昂,决心投身于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当时,以孙炳文为总编辑的天津《民国报》公开进行革命宣传。父亲以“赤子”为笔名,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该报上发表,总题目为《零金碎玉》。



辛亥革命后,学校停课,同窗好友,星散各方。回家乡暂住一段后,1912年暑期,他再次来到北京,考入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预科”相当于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


【张申府14岁时随一位姓陈的远房表叔到北京求学,1913年张申府先生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理,第二年考入北大文学院攻读哲学。

两个月后,又转到了数学系。他原先的兴趣在数学,但1914年考上北大时,当时张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张只能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


没想到这样一来,张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张申府在哲学系只学了两个月,却对哲学,尤其是罗素的解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先后翻译了《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民主与战争》等。】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因此张亦与之熟识,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由于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


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老先生(杨开慧父亲)介绍来担任登录室工友,在张申府领导下工作。


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后来,魏金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又到上海联系陈独秀。陈独秀曾担任过北大文学院院长,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因此与张申府也有较多接触。他们三人于1918年冬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还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两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


另一位伟大的传奇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的文章。



    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在北京大学,张申府有着复杂有趣的学习经历,他刚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在预科班学习数理。第二年,要考北京大学,张申府是对数学感兴趣的,但是当时他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所以就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学习了几周后又走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

离开哲学系,他又突然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罗素的解析哲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张申府与哲学、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在北京大学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并认识了李大钊。

这时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常去李大钊那里小坐,因此张申府与陈独秀也慢慢熟识了。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代主任。

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介绍来担任登录室工友,在张申府领导下工作。

张申府对毛泽东的工作要求很严厉。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毛泽东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一段经历印象很深:“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这个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张申府准备发展党员,他们首先看中了刘清扬(后来张申府的妻子,天津学生运动和觉悟社的领袖,张申府正是通过她认识了周恩来),可是刘没有同意,他们后来发展的第三名叫张国焘(有一说刘清扬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她看到发展名单排在她后面的是张国焘,张当时是刘清扬的热烈追求者,与刘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恋情。)


    张申府不但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 在当时还是“南陈北李”间的奔走串联者,为中共建党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1920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 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同时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先于张申府到达巴黎的周恩来原是准备在伦敦留学的。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那里的生活费用太贵,于是转回巴黎。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代表,当众向张申府、刘清扬夫妇示谢:“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

大革命之初,远在欧洲留学的周恩来之所以得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赖参与黄埔军校筹建的张申府向廖仲恺、戴季陶推荐。

中间,遇到了越南人阮爱国〔即胡志明〕,其时还是法国共产党员的胡志明向周恩来讲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后来周恩来听说他的好友刘清扬和张申府在法国,就急着去找他们,因此张申府成了周恩来革命的引路人,并成为周早期在政坛迅速崛起的重要关键人物。


    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中国学院院长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而毅然辞去教授之职,眼看巴黎的生活日益艰难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车转往德国柏林。当时朱德和孙炳文(中共后来的第一大美人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朱德由周恩来介绍认识了张申府,张申府又成为这两人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由于张申府当时的老大哥身份,他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正是这种身份的隔离,终于1923年少年共产党宣布开除张申府。


    在德国期间,张申府曾和大数学家希伯特探讨问题,并且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界的重要作用。


    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录取揭榜时,后来的“黄埔三杰”之首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黄埔三杰的另二杰蒋先云和贺衷寒),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另一位中共创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十五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屈服,张后来有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4]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 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 并称“四大金刚”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张申府还第一个发掘了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当年,钱钟书不过是20出头在校学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其先见之明。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张申府当时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中共的创党元老谭平山)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游行总指挥,政府嫉恨,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被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了两个月,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这就是民盟的前身,后来知名的三党三派之一,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邓、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其实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章感到过意不去,曾登门向张申府表示安慰。他因为平白无辜挨了蒋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结果是他的参政员当不成了。


    在重庆开始热衷于搞宪政座谈会,就是各个在野小党派的经常性聚会,包括张君劢他们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他们的青年党、章伯钧的第三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沈钧儒和张申府算是代表救国会派,民主同盟就是从这样的聚会发展过来的,张申府是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并担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为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张申府晚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就是1925年,他退出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部分历史,公开资料并没有相关记载,其女儿张燕妮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内情。1925年1月,父亲在上海列席了中共四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发生了争论。父亲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当时有人说他幼稚可笑,父亲怒不可遏,一气之下表示要退党。当张申府回到北京后,李大钊等人劝他不要退党,他不为所动,很生气地说道:“大多数人赞成我我就干,不赞成我我就滚蛋,就在党外帮助干。”最终,张申府没能如愿,退出了共产党,他说自己是“宁折不弯”,而周恩来是“弯而不折”。张燕妮认为,“以父亲跟蒋介石共事的经历,他已经预感到蒋介石不可靠,曾说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不可共事,这可能也是他退党的原因。”


    张申府最后悔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1948年因为在共产党连连击败国民党,胜利在望时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被民盟开除,进而被彻底地赶下中国的政治舞台。关于《呼吁和平》一事,张申府曾为自己做过辩解:其实他在早些时候就写了这篇文章,但到1948年10月23日才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了《观察》上。这时,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共产党已经从呼吁国共和平转变到将革命进行到底。张申府说,因为当时自己在北京教书,不知道形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结果文章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晚年采访张申府的美国女作家舒衡哲说,张申府似乎总扮演着“反叛者”的角色,而张燕妮则认为,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一方面是时间延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父亲受罗素和平思想的影响有关。抗战胜利后,父亲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这与早些时间共产党、民主党派的主张相吻合。”也许用哲学思想指导自己言行的人,往往能敏锐地发现事物长远的走向,但对于眼下政治局势的判断就糊涂得多。[2]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甚至平反后1992年出版过近四十万字的《民盟史话》,其中对张申府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49年后,张申府的工作也成了问题,最后还是周恩来决定让他去北京图书馆作了研究员,1957年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右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


    所幸的是:“要清白,请长寿”的张申府先生坚韧地活到了八十年代,渐渐地看到历史被有心人士还原,而他的观点可以发表出来。


    1986年张申府先生辞世,享年93岁。是中共建党领导人中仅次于罗章龙和刘仁静的活的最久的人。



1918年冬,李大钊、陈独秀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新青年》的编委,又是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

张申府向国人首次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

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年仅25岁,就已成研究罗素的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要。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张申府成为共产党最早创始人之一。

张申府不仅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在当时还是“南陈北李”间的奔走串联者,为中共建党作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张申府准备发展党员,他们首先看中了刘清扬(后来张申府的妻子,天津学生运动和觉悟社的领袖,张申府正是通过她认识了周恩来)。可是刘没有同意张申府的求婚。

他们后来发展的第三名党员叫张国焘(有一说刘清扬不答应张申府的原因是因为她看到发展名单排在她后面的是张国焘,张当时也是刘清扬的热烈追求者,与刘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恋情。)

1920年冬,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留学深造。

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知道他要去法国,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在法国之后,张申府于1921年初发展了同行的情人刘清扬入党。不久后又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组织。

先于张申府到达巴黎的周恩来原是准备在伦敦留学的,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那里的生活费用太贵,于是转回巴黎。后来周恩来听说他的好友刘清扬和张申府在法国,就急着去找他们,因此张申府成了周恩来革命的引路人,并成为周早期在政坛迅速崛起的关键人物。


【   据张申府女儿的回忆: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留在北京大学,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这时,张申府接触到全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李大钊与张申府3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准备建党工作。

   1920年,张申府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和我发表了演讲,我们共同畅谈中国前途和人生理想”,张申府曾在晚年回忆道。年底,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秘书,张申府获得了去欧洲的机会。这次旅欧,张申府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海外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在法国的周恩来听说故交张申府来法,就急着找到他,张申府向周恩来介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便成了周恩来的政治引路人。1921年,周恩来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申府曾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恩来当时在巴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入党是在1921年春天举行,比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早半年。”这时,党组织还处在秘密萌芽状态,没有入党宣誓,主要程序是张申府事后写报告给总书记陈独秀。

   张申府还是朱德入党的关键人物。1922年,张申府和周恩来一起到了德国柏林,周恩来介绍朱德与张申府认识,张申府又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在未去德国之前,就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陈独秀不同意,说他是旧军阀,父亲说,朱德追求进步,虽为旧军人,但为人非常谦虚诚恳。”这样朱德也入了党。

    1923年底,张申府回国,李大钊建议他去广东参加国共合作的工作。于是,张申府来到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1924年5月,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招的学生。在这期间,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让张申府举荐人才,他就列出了一个15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并且说,周恩来是个穷学生,你们要给他寄路费去,廖仲恺和戴季陶一口应允。就这样,时年26岁的周恩来到了黄埔军校,很快出任政治部主任,并被授衔中将。

“父亲与周恩来的交谊颇深,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照顾”。张申府参加“一二·九”运动后,被清华大学解聘,生活无着落。国共合作抗日后,他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又因得罪蒋介石被赶出。1942年,周恩来邀请张申府到《新华日报》任副刊主编,给予经费照顾,还给他写了信。信中告诉他,“已令总厅会计室自当年7月份起,先补二个月经费,以后到渝每月领1000元,迁移费亦照领”。

1942年7月中旬,周恩来的父亲在重庆病逝,张申府去吊唁。时隔不久,周恩来特意给他写信致谢。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张申府又见到周恩来,谈话中,周恩来高兴地对这位研究罗素哲学的学者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来中国讲学了……“

1973年,父亲参加章士钊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出席了,总理身边有很多人,父亲不方便与他说话,总理就特地托罗青长过来问候父亲。”】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由于张申府当时的老大哥身份,他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这引起很多同志不满。终于在1923年,少年共产党宣布开除张申府。

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1923年底,父亲经请示党中央后,离开德国,经莫斯科回到祖国。
到北京后,他本拟再回北大教书,不意竟为胡适等所拒。经李大钊介绍,父亲到了广州。
是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材,广州正在筹办黄埔军校。父亲到粤后,马上参加了这项工作,并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受聘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父亲任职黄埔军校后不久,即感到时任校长的蒋介石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于长期共事,遂借机离开军校,而在暑期父亲回京休假返粤后,国民党右派、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却突然翻脸,借故不再下聘书,父亲失去广东的工作,不得已转到上海。】


张申府对于周恩来可谓恩重如山,他为周恩来解决了从欧洲回国的经费,又将其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张申府对周恩来有这样的评语:“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1925年,张申府退出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张申府因与政治局成员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他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递给舒衡哲,然后,又满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张申府执意退党,表示今后“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

   1935年,张申府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


    面对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张申府讲起,自己经常与同代人发生冲突:1921年在欧洲时与中国驻法教育长官摩擦,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批判)……说完这些故事后,他仰头向天,又是一轮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忆起历史,张申府经常仰天大笑,声震屋瓦,笑声发自他的喉咙深处———这与舒衡哲熟悉的那些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的拘束、紧张的笑声不同。】


   退党之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则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与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并称“四大金刚”。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担任游行总指挥。1936年2月,张申府和刘清扬被同时逮捕,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被关了两个月,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清华大学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 关于张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显得异常奇特: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舒衡哲第一次与张申府会面是1979年11月,在张1949年起一直供职的北京图书馆。这个86岁的老人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虚弱,然而谈起话来却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的令人惊奇。”当时,外国人还不能随便探访中国人的家,舒衡哲却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访,进一步交谈。张申府望着坐在对面的图书馆党委书记,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后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成为舒衡哲所著《张申府访谈录》的标题。


    1980年5月25日,张申府向舒衡哲回忆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角色。他仰起头,迎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描述了自己怎样“不经意”地参加了这个“自发事件”。

    1935年12月9日,学生游行当天,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喝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他只是静静地与三个年轻人坐在楼上,看着游行队伍平静地走过,慢慢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在舒衡哲看来,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黑白色”的,他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与另一种“带有火红颜色”的英雄主义回忆十分不同。


    舒衡哲写出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为题的《张申府访谈录》后,曾谈及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她引述了这样一种呼吁———历史学家应当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医治创伤、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

1945年毛泽东多次与张申府晤面会谈尊称其老师




1938年,陈伯达来到延安。毛泽东知道他在北平曾与张申府一起搞过“新启蒙运动”,于是就在当晚的便宴上,特意向陈伯达询问了张申府的近况。

  当毛泽东了解了张申府的一些近况,并知道他现已住汉口时,便把自己刚出版而尚来不及装订的《论持久战》(未及剪裁的毛边本)一书寄给了他,书中还夹有他的一封信,信云: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咸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奋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兹,唯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窃为当务之急首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而确定持久战方针,要为达到胜利之唯一途径。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曰聊尽匹夫之责。素仰台端关怀战局,领导群伦,辄忘谫陋,率将鄙著奉陈左右。倘承审阅并赐指示,曷胜感幸!专肃,并致民族解放之敬礼!毛泽东八月一日于延安


实际上,张申府读毛泽东信后,立场亲共。所以,1940年,蒋介石有一次在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会员时,大骂他“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与张申府多次晤面会谈。

8月30日晚,张治中在桂园为欢迎毛泽东举行宴会,张申府也在座,并与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毛泽东并与他谈到了五四运动的往事,后来诗人臧云远与毛泽东的会面,就是由张申府通知的,当臧云远向毛泽东提起张申府时,毛泽东回答:“他是我的老师。”就在臧云远与毛泽东会见后的第二天,张申府又与毛泽东会面一次。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给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开除了曾是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的盟籍。

【1948年底,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由朱德和周恩来陪同去西柏坡见毛泽东。接见在会客室,毛泽东对每个人的姓名和经历都问得十分详细。轮到千家驹时,千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却没有想这一句话引起了毛泽东的一顿牢骚。

毛泽东说:“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提起张申府毛泽东又说:“你们看到他最近发表的文章了吗?我们快胜利了,人家就劝我们讲和平,可我们倒霉时就没人帮我们讲话,这不大公平吧。”

送走了客人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真不明白:这么有学问的人为什么会讲这样糊涂的话的?”

周恩来说:“也许是想成名吧,这恐怕是研究罗素过了头,那套和平主义旧的东西又重现了。”

毛泽东点点头:“新中国的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可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个关键的问题。立场站不稳,再有学问也不能用啊!】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

10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至此,张申府身败名裂、众叛亲离。


【   刘清扬(1894-1977)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很多文章里提到张申府与刘清扬结婚。其实,刘清扬一生都没有与张申府举行结婚仪式,却与张申府保持了长达28年的同居关系。

1924年,刘清扬在《女子职业问题》一文里深有感触地说:“我自从上学,懂得招待人的礼节以后,对于家兄的朋友,便未尝回避过,有事便随随便便地接洽。因此习以为常,以后同任何男子共同做事时,都从未想过男女的界线,总如同姊妹兄弟一样:有话便说,有事便做,永未想过,他们是男子我是女子。我的家庭对于我的交际,向来也没有过男女的歧视。”

1894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九),天津一个新生的婴儿刘清扬,她是一个回族家庭里的第7个孩子。刘家是在西北角一带做清真牛肉生意的。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刘家的生意倒闭了”,直到几年之后,家道才逐渐中兴。

 刘家当时住在西北角春德街东胡同1号(后为红桥区春德街严翰林胡同14号大院),与严家老宅相距极近。1905年冬(严氏女学开办的第三年),将满12岁时,刘清扬进入天津严氏女学读书。据刘清扬的女儿刘方清回忆,“我的母亲到了上学的年纪时,祖父母送她去了天津最好的学堂上课。”

1905年到1909年,刘清扬在严氏女学读书。看过刘清扬一张少年时的照片,印象颇为深刻。照片拍摄的时间约为1906年的秋天。照片上,一个12岁的女孩子正在家中(也有可能是严家大院)的庭院里练习剑术。只见她右手持剑,双膝内弯,马步平稳,左手齐头举起,两指前伸,指着剑的方向,俨然是小黄蓉的样子,看上去更像一个功夫深湛的小道姑。据刘清扬的女儿刘方清介绍:刘清扬自幼爱好武术,“对每一种武器都很精通”,因此身体一直很好,“就是在狱中也是这样。”(1968年2月到1975年5月,刘清扬曾被监禁)这张照片提示读者,这是一个不同于一般同龄人的回族少女,热情刚毅,意志坚定。

1909年,刘清扬从严氏女学保姆讲习所毕业后,进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刘清扬的大哥刘孟扬和三哥刘铁庵均为天津著名报人,经常与家人议论时政及各种新思想,对反满革命深表同情。在女师读书期间,刘清扬深受女师地理教员白雅雨的影响,并经同班同学崔昭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并参加了滦州起义。


    1912年,刘清扬从直隶女师毕业,升入本校高级师范班继续深造,后因该班停办,不得已离开。这时的刘清扬像大多数的辛亥女杰一样,在民国成立后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在兄长的支持下,1914年刘清扬创办了一家大同女子学校。但由于经验不足,学校只维持了一年,刘清扬不得不重新回到母校严氏小学任教。


    1920年8月16日,刘清扬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1名觉悟社社员来到北京,在陶然亭的聚会上,刘清扬被推选为会议主持人。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北大讲师张申府都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这是张申府与刘清扬的第一次见面。



    晚年,张申府在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的采访时,不无炫耀地谈到他与刘清扬的故事:“我们在1920年便同居了,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示爱。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我推荐她参加中共……她大部分的演讲词是我替她写的,因为她思想并不十分清晰,虽然她的演讲非常有力,具有煽动性。”


    在遇到刘清扬之前,张申府已有过两次婚姻。 张申府,原名嵩年,又写作崧年,1893年6月15日生于河北献县一个官宦家庭。他是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的长兄。


    1913年,张申府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理。虽是包办婚姻,但张申府与第一任妻子的感情颇为笃厚。可惜转年,妻子朱德侬在分娩数日后不幸去世。张申府的第二次婚姻说来颇为荒诞。本来他看中了一位在北京和天津的火车上数次相遇的少女,父母也答应为他所心仪的女孩去找人说媒,当他返乡完婚时,却发现新娘被掉包。当张申府还在为他的第二次包办婚姻感到痛苦时,刘清扬已经在哥哥的支持下成功地解除了由父亲安排的婚约,全身心地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去了。


    1920年11月23日,刘清扬乘上法国邮船“高捷尔”号。住在头等舱的27岁已婚男子张申府,与26岁的刘清扬演绎了一出婚外恋的浪漫传奇。在郑超麟的回忆录中,曾谈到,“他在邮船上同刘清扬结为伴侣,此事引起风潮。”


    现在看到的很多周恩来在法国的合影照片中,多有张申府和刘清扬的身影,正是在法国期间,先是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又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1923年底刘清扬回到天津后,在时任天津《新民意报》经理的三哥刘铁庵的支持下,与邓颖超等人创办了一份《妇女日报》。而这个时候的刘清扬在张申府家又是什么情况呢?据张申府回忆:“她住在我家,起初像一个侍妾,但我们对这全不介意。”1928年6月,刘清扬带着出生三个月的女儿返回天津。此后,她的政治活动基本停顿,而刘清扬则开始了她为人妻母的生活,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救国会为止。



    张申府一生最为崇敬罗素晚年写过的一篇《我为何而生》。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一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对性格坚强、思想独立的女性的倾慕,使张申府在1920年开始了与刘清扬的情史。但十多年之后,同样的原因使张申府疏远了刘清扬。


    1931年,清华大学聘张申府为教授。张申府在哲学界的声望如日中天,而他的家庭生活却变得极不和谐。张申府在主持天津《大公报》“世界知识”栏目时,通过读者与编者的来往通信与孙荪荃相识。到1935 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张申府和孙荪荃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回忆起那段岁月,张申府曾说:“整个三十年代,我都惹怒了刘清扬。孙荪荃的事,让她感到羞辱。”面对来自社会上对他与刘清扬关系的议论,对于他在两人感情上的背叛,张申府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分辩:“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 在1930年1月的《妇女与革命》一文中,张申府隐晦地暗示,刘清扬已是一个依赖于他的“赘物”。 


    1944 年,张申府主动与同在重庆的刘清扬握手言和。和好后不久,张申府的一篇文章,又把他和刘清扬的关系推向了崩溃。1948 年10 月28 日,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提倡国共“划江而治”的错误主张。民盟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张申府“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方面也说张申府“扰乱民心”。  1948年11 月,刘清扬带着子女离开国统区,来到已成为解放区的石家庄。尽管张申府内心非常痛苦,但他理解刘清扬的选择。


    刘清扬的后半生依然命运多舛,1977年病逝。张申府给刘清扬的挽联写的是:“生离死别千秋遗憾,志同道合万世一心”,足可品出他的遗憾之情。】


新中国建立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一直活到1986年。


【解放后张申府教书的华北学院宣告解散,他的工作问题成了一大难题。“学校不能去,政府部门更不能去,以张申府的学问和影响,又不能随便放在下边。还是周恩来感怀旧恩,费尽心机,和北京市长彭真商议,把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坐了冷板凳,重新开始了读书、写作生活。”】

根据张申府回忆,因犯“生活错误”被逐出北大的陈独秀去了上海,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首先到北京与李大钊取得联系,提出建党设想,然后由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陈独秀热情极高,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留日生,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

  张国焘回忆录中,上海小组成员则为:

  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玄庐)、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张申府其时不在上海,其名单准确度不高,张国焘参与其事,提供的“上海小组七人名单”相对准确。应该说,茅盾乃中共最早党员之一,但非最初上海小组七成员。

  陈独秀告诉张国焘,上海小组正式成立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正式表达加入组织的意愿。《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表示与孙中山关系深切,不能成为中共党员,还哭了一场,说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不能如愿。邵力子则正式加入。《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在酝酿之初也一度是活跃分子,但接触到组织原则与政治纲领后退出。张国焘认定中共最初诞生于上海,1920年5、6月间商谈筹备,8月下旬正式组建上海小组。(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据张国焘回忆录披露,李大钊对立即建党有不同意见,认为暂时不应过问实际政治。1920年7月,陈独秀与张国焘在上海具体讨论建党细节,长谈中对具体而又重要的党纲政纲,深感茫然———

  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习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陈独秀与张国焘的讨论中,只是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如党组织不采用党魁制而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不吸收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者加入等。

  介绍周恩来入党

  北京建党稍晚于上海。1920年8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向李大钊汇报上海小组成立情况,李大钊认为北京也应发动起来。张国焘也说是他与李大钊“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张申府则说1920年9月底,自己与李大钊在寻找发展第三名党员,首先想到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女性刘清扬。刘在天津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领导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1919年代表天津学联赴沪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1920年9月,刘清扬到达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动员她加入共产党,刘清扬个性独立,认为对党组织还不太清楚,要看一看,没同意。李大钊、张申府认为入党不能勉强,只能等刘以后有了认识与觉悟后再说。这样,李大钊再去找了自己的学生张国焘,因为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可能性较大,这样“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张申府说北京小组成立时间为1920年10月,稍后李大钊发展一批北大学生如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这批无政府主义者因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于同年11月退出)。

  北京小组组建略晚于上海小组,但张申府认为北京建党设想与创始成员要早于上海,最早两名中共党员产生于北京———李大钊与自己,不是李大钊与张国焘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己与李大钊去发展张国焘,但根据张国焘赴沪日期,应该是李大钊与张国焘去找张申府,而不是倒过来。在此,张申府如果不是回忆有误,便是有点贪功。

  1921年1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赴法留学,成为张申府情侣,并由张申府介绍入党。1921年2月,两人再介绍周恩来加入,这样留学生中有了三位党员,便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但这只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自由组合,参加者并没有放弃旧有的组织与思想。如张申府1920年9月给少年中国学会发出一封公开信,提出:“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减产、绝婚姻。”可见,作为中共初创人之一的张申府,其思想还十分杂芜,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游移,所谓的三项主张也十分偏激。当时,张申府还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而且毕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最新理念结合起来的工作。他尝试着将儒家人文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建立一共同立足点,以便东西新老文化能够达到他所希望的交融合流。

  宁折不弯的无政府主义者

  张申府的退党,源于1925年1月上海第四次党代会。当时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领导,张申府在这一点上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严重分歧,争论异常激烈,张申府知识分子脾气发作:“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扔出此话后,见自己确是少数,张申府甩手而出,盟友周恩来随他离场以示支持。但周恩来在门外劝阻张不可因一时冲动而退党,必须遵从党纪,返回会场商讨共同立场,适当妥协以求转寰。张申府不肯回头,怒然拔步,周恩来则返回会场。张申府晚年回忆:

  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

  1978年,张申府回忆:“四大”会议中为一篇党的纲领发生争论,我认为那篇纲领,是绝对不妥的。有些青年党员乃说我幼稚可笑。我一气之下,表示退党。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

  此后,张申府接受罗素思想,1928年组织第三党,要求完全独立国共两党之外,获得自由政治空间。1926年3月,张申府发表“自白”一文:“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我现在所要努力,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

  但第三党的活动并不如意,退出政界的张申府转入思想界,1930年代初为清华哲学系教授。1935年,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即姚依林)、孙荪荃等人共同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张申府任大游行总指挥,1936年3月被捕,出狱后不久被清华解聘。抗战胜利后,张申府代表民盟出席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召开“国大”,张申府拒绝出席。1949年前后,张申府本有很多机会赴港,但他实在舍不得北京这块“牵系其根”之地。

1918年暑假,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回昌黎老家休假,张申府代主馆务,正值毛泽东入馆任见习书记。张申府拿一份书目交毛缮写,毛写完后交上,张一看,全写错了,退毛重写。1945年,毛泽东飞重庆谈判,请张申府吃饭,席间张拿出自己的一著作赠毛,扉页题词“润之吾兄指正”,毛顿露不悦。显然,毛认为张申府此时已不该与自己称兄道弟。

  1949年2月,周恩来派秘书齐燕铭安慰张申府,每月送30元生活费。北京市长彭真亦请张申府吃饭,席间替他惋惜:“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9月2日,张申府在北京副市长张友渔安排下,入北京图书馆任职,直至辞世。张晚年说一生摔了三大跟斗:1925年退党、1948年逐出民盟、1957年被划右。

  1980年3月,87岁的张申府向美国女学者舒衡哲坦认自己是“三好男人”———好名、好书、好女人。

  1926年3月,张申府在“自白”中谈及与刘清扬的同居,观点至今十分前卫: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我的意见是,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


纵观张申府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黄埔军校教官中的中共第一人、中国第一个推介爱因斯坦的人、“一二·九”运动的幕后总指挥、民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曾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上司、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


  评论这张
 
阅读(3)|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